清末，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利用洪门、汉留等帮会组织，推翻了满清王朝。辛亥革命胜利后，洪门、汉留等帮会组织衰弱，而青帮势力随之崛起，尤其以上海、天津等地为炽。为继续完成反袁世凯的斗争，革命党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又纷纷加入青帮，以作革命掩护，其中以陈其美势力最大。革命党人为筹集反清、反袁经费，往往借“革命”之名，召集手下众多兄弟，轻车熟路地操起黑帮“老规矩”，专事暗杀、绑架和劫掠，其目标直指金融资本家。
1911年11月的一天，上海钱业会商处总董事朱五楼正在闸北湖州会馆会商大事。突然，一群佩带袖章的革命党人包围了会馆，一位军官模样的人带着几个头戴鸭嘴帽的人，闯进了办公室，手里扬着一张令纸，厉声喝道:“奉陈都督之命，羁押钱业会商处总董事朱五楼。”
那军官模样的人还未说完，手一挥，几位“鸭嘴帽”扑向了朱五楼，迅即将他拿下，软禁在一间密室。
朱五楼顿时大惊失色，连忙高呼:“陈都督与我是亲戚呀，你们不能如此造次!’’
“识相点，拿的就是你这位亲戚!”“鸭嘴帽”把朱五楼往一张椅子上一推，狠狠地说。
时隔不久，衣冠不整的报童们便扯开嗓子高喊着:“号外，号外!陈都督软禁了亲戚朱五楼!陈都督软禁了亲戚朱五楼!”
朱五楼被软禁的消息很快传开，整个沪上街谈巷议，钱业界更是大为震惊。
“怎么回事?!”人们猜测着，议论着。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长期影响之不发动了起义，很快取得胜利。之后，革命风潮席卷全国，作为革命党活动的主要阵地——上海，自然也不甘落后，迅速响应起事。领导上海光复起事的首领便是赫赫有名的陈其美。
就任沪军都督时期的陈其美
陈其美，字英士，浙江湖州地区吴兴人，生于1878年1月17日（清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五日）。陈其美的祖父陈绚是个乡绅，父亲陈延祐在本地经商。陈其美六岁入私塾读书，十四岁到崇德县石门镇善长典当铺当学徒，历时十多年。1903年春，陈其美辞去当铺职务，转到上海一家同康泰丝栈当助理会计。此时，正是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民族危机十分严重，陈其美深受革命思潮影响，开始倾向革命。1906年，陈其美东渡日本，先入警监学校，后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在日本，陈其美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并开始追随孙中山，从事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1908年，陈其美奉孙中山之命，回国策动多次反清起义，均遭失败。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后，陈其美再次策动革命党人在上海起事。经过一场苦战，上海起义成功。1911年11月7日，沪军都督府正式成立，陈其美由上海绅商以及会党代表拥戴，荣膺沪军都督之职。
但是，刚刚经过战火洗礼的上海，商业凋敝，金融恐慌，筹集款项十分艰难，而每月用款数逾百万，大宗款项全无着落，关税收入又须解缴江苏省。面对这样一个经济烂滩，沪军都督陈其美简直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于是想物色一个得力的财政助手来管“钱袋子”。最后，陈其美会同上海工商金融各界人士一举公推德高望重的上海著名实业家朱葆三出任财政部长。
朱葆三，名佩珍，和陈其美都是浙江籍人，为上海宁波商帮头领，早年在上海一个五金店当学徒，后升至经理，转而自行开设慎裕五金店和新裕商行，并任英商平和洋行买办，捐得二品候补道衔。但他不甘屈居洋人之下，遂开始介入金融界和实业界。1897年5月27日，前清财政邮电大臣、商行大臣盛宣怀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朱葆三与严筱舫、叶澄衷成为该行董事。1908年，朱葆三又与虞洽卿、李云书、袁鎏等人创办了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并任董事长。1909年，浙江省将官钱局作为浙江银行代理省库，朱葆三是商股的大股东，任该行的董事。同时，朱葆三还投资于江南银行、中孚银行。朱葆三很快成为当时金融界的巨子。和其他实业家一样，朱葆三当财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开始投资兴办实业了。他创立了包括保险业、航运业、机器面粉业、纺织业、钢铁业、造纸业、榨油业甚至新闻业在内的朱葆三集团。朱葆三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大为提高，担任了影响力较大的上海总商会协理。所以，在清末民初的上海滩，普遍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上海道台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
朱葆三
综观朱葆三的一生，他主要从事经济活动，一般对政治不太热心，但是在辛亥革命这场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事件中，表现得非常理智，毅然参加了上海光复起义。说起来，朱葆三与上海起事的几个关键人物，如陈其美，以及上海信成银行经理沈缦云，平时接触较多，过从甚密。
上海起事前夕，当时任上海道署总账房的朱葆三，获悉了清政府南京督署复电的内容：上海革命党人起事，上海商团随之尽叛清廷，两江总督已调清军向上海进发，并饬令无论革命党人或商团团员，捕擒后立即正法等等。朱葆三得此消息立即赶赴南市毛家弄商团公会报告。王一亭立即率领商团协助陈其美参战，终于攻克江南制造总局，使起义顺利成功。在这场斗争中，朱葆三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火线激战，但及时报告情报至关重要，功不可没。
由于朱葆三这些背景，加上与陈其美的较好关系，出任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是人心所向、顺理成章的事。陈其美对朱葆三寄予了厚望。朱葆三也表示：“重念大局安危，关系至重。”他任职后，“兢兢业业、夙夜彷徨、力效驱驰、勉尽天职”，和财政部官员一起不支薪水，不领车马费，皆尽义务。
朱葆三担任财政总长后，与其他商界人士共同发起成立财政研究会，定期在上海商务公所研讨盐政、厘金以及丝茶出口、洋货进口等事宜，由此密切了军政府、上海总商会与上海商界的关系。上海总商会在当时当地被誉为“革命商会”。
尽管朱葆三作了多方面努力，但新政府百废待兴，财政仍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过日子。沪军都督府刚成立时，陈其美要求提用上海道库存款，但前清上海道刘燕翼在躲入租界后，突然把以前存于各钱庄道库的存折送交比利时领事薛福德，并刊出启示，称“鄙人现已停止办公，如有来宾以公事投谒之，恕不接见，特此布告”。前清政府管钱的官员推卸责任，避而不见，不与新政府合作，而保管前清道库存折的外国领事又借口尚未承认革命政府，不肯把存折交出。没有存折，钱庄的老板们死活不肯让陈其美拿钱出来。陈其美几次派人到各钱庄交涉，都遭到拒绝，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回来找陈其美诉苦。
陈其美闻后，火冒三丈：“他妈的，革命革命，革到现在反而要断了粮饷。贼清官员不说，这钱庄老板真是可恶到了极点。”
“大哥，”陈其美手下一位干将说，“孙先生说革命党要光明正大、文质彬彬，这话对老百姓有用，但要对付那些为富不仁、见钱眼开的富佬简直狗屁都不通。”
“大哥，”陈其美手下另一位干将说，“这个不管用，那个不管用，看来还是用我们以前的老规矩管用。”
这“老规矩”便是黑道的做法。想当年，陈其美在上海滩也算得上一号人物，在青帮势力中也占有一席之地。革命党人在与清政府奋斗时，因经常失败遭通缉，不得不避入租界，这样，一来二往，与黑社会势力搭上了钩，后来干脆利用黑社会做掩护，反倒方便很多，安全很多。
在上海，青帮势力非常强大，有廿四代辈分，依序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理、大、通、悟、觉。革命党人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纷纷加入青帮，以作革命掩护，其中以陈其美势力最大。陈其美为了反抗清朝政府，通过青帮联系下层民众，早于1903年在上海参加了青帮。他在上海滩拜把子，设香堂，还混了个青帮“大”字辈职位。
青帮传至清朝末年，在上海还有个别“礼”字辈存在，到了民国初年，“礼”字辈已不复存在，最大的辈分就是“大”字辈，而且凤毛麟角，为数不多，只有张树生、高士奎、王德林、张仁奎、刘登阶、赵幼珊、袁克文（袁世凯之次子）、林步屋等数人。陈其美在青帮中的地位可窥一斑。
因此，陈其美登高一呼，便有无数“白相人”投在他的门下，革命党人聚集在他手下的则更多。上海各酒楼、茶社、戏园、澡堂等娱乐场所，多有陈其美的党羽。他召集手下众多兄弟，专事暗杀、绑架和劫掠，筹集革命经费。所以，这个“老规矩”对陈其美来说，简直是轻车熟路。
民国初成，陈其美由上海绅商以及会党代表拥戴为沪军都督。但因陈其美本来就不是一个很纯正的革命者，这时逐渐暴露出他那恶劣的青帮黑势力倾向。早在德福里秘密工作时，他就“纵情声色”，到取得都督地位后，更是“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在都督府中“凡是稍优之缺，悉数以湖州人充之”，军政要务，沿袭帮中做法。
所以，当陈其美做上都督后，听说手下干将要用“老规矩”对付那些不肯拿钱支持革命政府的金融界，便说：“现在是革命政府了，要行文明之礼，讲求法度，过去的‘老规矩’恐怕不能再用了吧？”
“可是，大哥，眼下财政拮据……”众手下异口同声地说。
一提到眼下的财政，陈其美就气不打一处来，赶紧打住众手下的话题，用拳头猛击办公桌说：“不用说啦。革命革命，革命也要打家劫舍，管他亲戚还是乌龟王八羔子。就这么定了，‘老规矩’！”
于是，出现了文中开头的情景。
朱五楼(1861~1920)，原名朱方淦，字五楼，浙江湖州和孚镇荻港人，1861年6月生。朱五楼祖上原籍安徽徽州，大儒家朱熹的后裔，因避战乱，迁居浙江湖州，后在荻港定居。朱五楼幼年贫困，母亲在上海一户人家里做保姆。19岁那年，朱五楼离开荻港到上海去投靠母亲。巧的是，母亲的雇主在前一天晚上梦到一个光着脚的送财童子，双手高举，各托着一样东西跑到他家来送财。雇主醒来之后觉得十分纳闷，自己哪里都没有去过，怎么会做这么一个梦呢？天亮之后，雇主是觉得这件事可能不同寻常，就坐在家里的厅堂上等。到了下午，外面下起了大雨，雨中有一个小伙子突然跑了进来，光着脚，两只手上托着两只布鞋。雇主一瞧，这不就是昨晚梦里那个“送财童子”嘛！这个小伙子正是朱五楼。他穿着新布鞋到上海，却正赶上下雨，舍不得淋湿布鞋的他急忙脱下鞋子托在手上，这才急匆匆地跑到了母亲做工的地方。雇主问清楚他的情况之后，就给他安排好差事，把他留在了自己家。就这样，朱五楼进入上海苏州程家钱庄当学徒，被老板称为“赤脚财神”。程家拥有福康、顺康、福源三大钱庄，为北市钱庄业的首领。朱五楼在程家钱庄中练就了精通业务的本领，因有双手快速打算盘的技能，时人称为“飞朱”。朱五楼慢慢发展起来，成为钱庄领袖人物。后来衣锦还乡，在老家荻港修建了鸿远堂。
陈其美、朱五楼两人同为湖州人，陈的侄子陈果夫是朱五楼的女婿，陈的哥哥是朱五楼在湖州的账房，双方关系一直很好。
朱五楼
陈其美软禁了他的亲戚朱五楼后，软硬兼施要求他立即号召上海各钱庄把前清上海道库的存款提出来。朱五楼身为钱业界领袖，当然要为钱业界匡扶正义，对这种违反操作规定的行为不予理会，断然拒绝了陈其美的要求。陈其美大为震怒，继续扣押朱五楼。
钱业界领袖朱五楼的被扣，使上海整个钱庄非常愤慨，钱庄老板们召开了紧急会议，商量如何让朱五楼早日恢复自由之身。但钱庄老板们深知，陈其美既为青帮大亨，现又为沪军都督，不好讲话，非陈其美的亲密朋友不能接洽。于是，钱庄老板们找到了新任财政总长、与陈其美过从甚密的朱葆三。朱葆三也是钱业同行，为福康钱庄协理兼任顺康钱庄督理。
朱葆三闻讯陈其美用“老规矩”软禁了朱五楼，对他的这位老朋友大为失望，亲自找到陈其美，以老朋友的身份说：“陈都督，现在已是新政府啦，应还政于民，讲求政府形象。身为都督，当务之急应该使新政府在全上海树立威信，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打打杀杀，这样如何能取信于民？”
“葆三哪，实在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你身为财政总长也知道，这财政状况……”
“好了，”朱葆三知道陈其美要说什么，赶紧打断他说，“陈都督，我现在来是受钱业界委托，来处理这场事件的善后事宜的，早日了结，早日让政府解脱不良影响，走出苦境，早日挽回新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说实在话，其美啊，自打出了这件事，不单钱业界，整个上海对新政府都有看法。”
“好好好，我们好好商议，不过还是要尽量从财政上来多考虑一下。”陈其美讷讷地说。
经过朱葆三从中调停，多次与陈其美磋商后，双方终于达成三条协议：第一，向开设在上海租界之福康、同余等几家钱庄，原存有道库公款的，从1912年1月4日起按照存款比例，摊付银十万两。第二，有道库公款在十五万两以上的福康等五家，凭中国银行借据抵借156575．19两。第三，由未存公款的乾元等十九家共同负担责任，出具同式的保证书，由福康钱庄在所存道库款项中垫付11．9万两。
以上各款由朱葆三核收后发给收据，将来此项划款，准于从清政府上海道存在各钱庄的存款内抵付，倘若各国驻沪领事干预，仍由沪军都督府承担责任，负责料理清楚，不使各钱庄稍受牵累亏损。
凭着朱葆三的信誉，外国银行答应各借五万，90家华商银行及钱庄，各借二万，共筹得200多万元。由于朱葆三的多方努力，财政危机有所好转，陈其美终于答应放了朱五楼。钱庄界方才松了一口气。
陈其美软禁朱五楼虽达到了一些目的，但对陈其美和新政府的形象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陈其美觉得现在还用走江湖时的“老规矩”也不是个事儿，有时还得干点正事。因此，为了进一步解决财政金融问题，1911年11月12日，沪军都督府发布筹备设立中华银行告示，并请财政总长朱葆三具体经办。经过一个星期的筹备，中华银行在上海南市久大码头财政部总事务所正式开幕成立。
中华银行发行的军用钞票信誉良好，很快便风行全国。有些酷爱收藏的人，还用重金购买前十号的军票留作纪念。
1912年1月10日，中华银行召开股东大会，成立董事会，孙中山任总董，黄兴任副董，朱葆三、陈其美、李云书等16人任董事。后来孙中山辞去总董之职，改选朱葆三接任。朱葆三在中华银行任职的同时，还担任中华民国浙江银行总经理。该行原属浙江，辛亥革命后，浙江都督府派李馥荪和陈朵如去接收之。浙江都督府财政总长与朱葆三熟识，知道他在上海的声望，因此请朱葆三当总经理，朱蘅斋和陈朵如当协理。每逢行里有事，陈朵如就到五金商行去找朱葆三。
出任陈其美的财政总长之职本来就非朱葆三所愿，经过朱五楼事件，朱葆三发觉陈其美黑帮老大的恶习未改，不能与谋。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今后难免又会做出类似之举。朱葆三便以最近又添了金融界的新职，商务繁忙，公私不能兼顾为名，辞去了任职九个多月的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的职务。
事实证明，朱葆三的预测和决定具有先见之明。
不久，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再次被陈其美扣押。
（原载作者：《陈其美两次拘押金融资本家》，《文史春秋》2006年第1期；参阅作者著：《民国黑道与金融大鳄》，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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